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二是不干预互联网自身发展，从既有法律规范中选取相应机制进行规范。（三）身份设定差异对欧美隐私监管逻辑的影响 综上，欧美信息隐私的法律身份设定存在明显差异。
我国未来立法也应尊重大数据的刚性架构，在充分借鉴欧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寻出化解信息隐私身份悖谬的规制路径。对某些违反隐私法令和规则的行为，FTC还可以直接主张获得民事罚款的支持。主导权仍然在企业或者服务提供商手中。公民个人身份在刑法领域适用，不宜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身份定位。毕竟首先应该有规范内容较为确定的民事法律原则和规范，才谈得上非法。
因此和个人信息的表述是明显不同的。LGPD采用了数据主体的概念。这意味着即便起诉者的权利未受实际影响，该起诉仍被纳入受案范围，似有突破行政纠纷可诉性的客观判定标准之嫌。
[23]否则，无法消解行政纠纷可诉性的范围过窄、难以为人民提供无漏洞权利保护等尴尬。[81] 《行政诉讼法》（2014）中的行政行为不仅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属行政作为，相当于行政处分）、行政不作为、行政事实行为（例如行政强制执行），还包括行政机关签订、履行行政协议的行为。相比之下，折中主义的混合式更符合现实需要，但仍需避免因列举性规定架空概括性规定而落入形式混合式的陷阱中。事实上，该款内容是对《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第1句的具体化，而后者规定任何人因权利受到公权力侵害的，均可提起诉讼。
[35]而非限制说则主张，第8项只是表明除前7项情形外的行政纠纷必须在损及人身权或财产权时才具有可诉性，而前7项内容仅需满足该法第2条规定的侵犯合法权益即可。[31]不予审查才是应予论证的例外，[32]这在学理上被称为可审查之假定原则。
伴随撤销诉讼中心主义缓和、无漏洞权利保护理念落实与行政过程论兴起，行政诉讼法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概念逐渐超出狭义行政行为（行政处分）的范畴。得益于新法第12条第2款留下的制度空间，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在法条的整体逻辑上可实现自洽。（一）宏观层面：宪法对监督行政权之权力的配置 行政纠纷可诉性受一国宪制结构所影响。[67]类似地，我国台湾地区也存在形式行政处分的提法，具体是指行政机关明确表示其行为属行政处分或该行为以行政处分的外在形式发布，但实质上并未完全满足台湾行政程序法第92条第1项规定之构成要件。
[12] 参见翁岳生：《行政的概念与种类》，载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其一，作为行政诉权的构成要件，与起诉要件、原告适格、权利保护必要性一道，限定原告行政诉权的行使。[42] 新法第12条第2款完全保留了旧法第11条第2款的规定，即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于是，撤销诉讼在当时几乎被视为唯一的诉讼形式。
由于行政处分具有判决相似性之认识在当时盛行，故行政诉讼宛如针对行政处分的上诉程序一般，在制度和逻辑上被限定于事后审查行政处分的机制。[60] 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行政契约之法理/各国行政法学发展方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200页。
[61] 参见[美]朱迪·弗里曼：《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毕洪海、陈标冲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70页。姜明安：《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52]该主义的形成，可追溯至二战前的德国及日本。[7]但即便属于法律上的争讼，该国传统的行政法理论仍将统治行为、特别权力关系、行政义务的民事执行等事项排除在司法权的范围之外。换言之，法院在决定是否受理案件时，只会根据第11条第1款作出处理。[54] 转引自[日]原田尚彦：《诉的利益》，石龙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而作为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一种体现，行政纠纷可诉性自然也受制于宪法的配置。三是可以通过民主原则，使某些居于少数的特别数量的私益形成公益。
其中，对象是一般抑或特定，传统理论以行为时作为判断基准时，而随着《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将一般处分归入行政处分且对前者不以行为时为限、仅需按一般特征可得确定相对人后，相对人是否特定便不再是区别行政处分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关键。[4] 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9—466页。
行政的上述三种特性与行政审判之关系可归结为两方面。主观公权利包含权利与法律上利益，具体是指人民基于公法规定所赋予的法律上力量，可为自身利益向国家请求一定作为、不作为或容忍之地位。
[31] 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96页。[74]综上可知，行政过程论使撤销诉讼审查的行政行为超出了原先的行政处分范畴。
[36] 参见前引17，章剑生文，第51页。[11]但事实上，因虑及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公民诉讼观的非理性，各国家或地区在对待客观诉讼的行政纠纷可诉性问题时，通常采取法律特别授权的做法，故其宽泛性反而不如主观诉讼。[44] 显然，在上述可作出单一定性的前四类行为中，除第一类外，其余三类均未超出广义行政行为的范畴。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增订新版·上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253页。
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提倡权力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各司其职。[34]我国《行政诉讼法》（1989）（以下简称旧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便采形式混合式。
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就国内研究情况来看，围绕行政纠纷可诉性的直接探讨并不多，且主要限于某种行为（如交通事故认定、火灾事故认定）的可诉性之上。
[47] 参见[印]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45] （二）客观判定标准的扩大化趋势 纵观我国司法实践，主观判定标准对行政纠纷可诉性之判定更多仅具有宣示意义。
对此，学界存在两种观点：限制说认为，第8项是对前7项内容的概括，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是相对于前7类行政纠纷中的人身权、财产权而言，由此推知前7项内容仅当涉及人身权、财产权被侵犯时，才具有可诉性。[16] 参见余睿：《公共利益之立体化解析——从行政法公物制度之角度观察》，载《玄奘法律学报》第12期（2009年12月），第232页。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直观明了、方便民众理解，故操作性较强。王周户、李大勇：《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重新解读》，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6期，第114页。
行政纠纷可诉性即取决于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范围。2.实质混合式 这是指法律条文中同时包含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且二者均发挥规范受案范围的作用。
时至今日，因兼顾概括式的开放性与列举式的明确性，以正向概括+反向列举所搭建的混合式受到更多推崇。这表现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即通常先由立法者以法律形式对公益作出抽象化的衡量与设定，再由行政机关透过制定命令或作成具体决定来推动公益的落实。
该国的传统理论认为，撤销诉讼仅面向行政主体相当于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因此，上述两条款实则一脉相承。
